成化六年(1470)礼部议请乌思藏由四川天全朝贡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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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化六年（1470）礼部议请乌思藏由四川天全朝贡


    明朝前期，西藏地方朝贡路线或取道甘、青，或取道四川，朝廷并无规定。但因传统习惯缘故，加上北路甘、青道较东路四川道易行，西藏朝贡多取道甘、青、河、湟、洮、岷入内地。明朝进藏使臣也往往经甘、青至乌思藏。但景泰、天顺以后，西藏贡使不断增多，为便于勘验管理，削弱西藏和蒙古的联络，明朝开始对入贡路线做出具体规定。


     成化六年（1470）礼部议请乌思藏赞善、阐教、阐化、辅教四王由四川路入贡，大乘、大宝法王随上述诸王贡使经四川赴京，护教王地近四川，由东路入贡。东路经过四川的碉门、雅州至成都，再沿长江东下，到扬州换船经运河北上京城。虽然明朝在阐化王等配合下，大力修通从雅州到乌思藏的驿路，但这条贡道不如甘、青道易行，乌思藏贡使往往违例由甘、青道入内地。 [2]


朝贡规模，洪武时，


乌思藏朝贡规定一般为三年一次。西藏三年一贡的规定是比照诸侯于天子的三年一大聘，取意于政治的臣属意义，因而多贡并不限制，也有两年一贡、一年一贡、一年两贡者。


明朝前期，对一些积极朝贡者，朝廷还派官员进藏“答其遣使朝贡之诚”。对入贡人数，明朝前期没有具体规定，而其时每次朝贡的人数尚不多。在朝廷对西藏进贡格外优待的政策推动下，15世纪中期西藏朝贡人数和使团规模逐年剧增。


宣德、正统年间（1426～1449），入贡人数一般为30～40人。景泰年间（1450～1456），人数增至200～300人。到天顺年间（1457～1464），人数猛增至2 000～3 000人。每年多达两三千人的朝贡使团穿梭于西藏与明朝京城之间，无疑给明朝带来很大财政负担。


所以，从成化以后，明朝与西藏关系上最感棘手的问题已远不是如何招来西藏朝贡者，而是如何限制西藏各首领的朝贡次数和人数。




成化六年（1470），明朝做出四项规定：第一，乌思藏赞善、阐教、阐化、辅教四王皆三年一贡；第二，每王遣使百人，多不过百五十人；第三，国师以下不得径自遣人入朝；第四，朝贡时各王须将僧人姓名及所贡方物各具印信番文，以凭验入，以杜混冒。 [3]

顺治末年，清军进入四川，消灭了南明河吴三桂等农民军，实现了基本控制。折多山以东地区部分土司土头闻讯，先后派人向清政府表示臣服。


康熙五年(1666年)，前朝明正土司丹忠札克巴率头目亲自投诚，愿意接受清政府的统治。周围土头也纷纷仿效，输诚纳贡，愿意臣属。清政府肯定了明正土司等土司土头的归顺之举，根据其力量大小及管辖范围，按等封授，颁给印信及号纸，代政府管理地方，维护治安，实现稳定。




当时，折多山以西地区基本上被青海蒙古和硕特部落控制，和硕特部固始汗与西藏地方关系密切，信仰喇嘛教(格鲁派)，便将甘孜藏区，主要是南路地区“献”给达赖喇嘛，由西藏地方管理。第巴桑结嘉错、拉藏汗等派遣若干弟(喋)巴(俗称“营官”)来到甘孜地区，实施管理。因此缘故，今甘孜藏区一些地方残有“营官”等地名，反映了这段特殊的历史。
借助封土司委土头的方式，清政府建构新型的管理体系，控制了泸定、丹巴等地。如何规复打箭炉(今康定)及折多山以西广大藏区的管辖权？成为清政府必须解决的问题。




康熙三十五年九月(1696年10月)，四川巡抚于养志奏报“臣遵旨会同乌斯藏喇嘛营官，查勘打箭炉地界，自明季至今，原系内土司所辖之地，宜入版图。但番人藉茶营生，居处年久，且达赖喇嘛曾经启奏，皇恩准行，应仍使贸易”[1](P.40)①。于是，他奏请皇帝，建议允许贸易，但必须收回治权，施行管理。理藩院官员研究其奏折后，认为“番人之事，应行文达赖喇嘛，使晓谕营官遵行管理；关系土司之事，著土司管理，勿至生事。至打箭炉四交界之地，该抚细查报部，编入一统志”[1](P.40)。该意见提出分类管理的构想，要求四川官府派人调查打箭炉及以西地方的情况，绘制详图，贴文注释，报部编入疆域图，宣示清政府的管理范围；饬令西藏地方归还该片区域，清政府施以统治。要说明的是，文中“番人”指到打箭炉等地贸易的西藏僧俗民众，要求他们除接受达赖喇嘛的管理外，还必须遵照清政府的规定开展商贸活动。


清政府官员查勘打箭炉等地，清楚该区域的归属沿革后，要求西藏地方归还治权。可是，营官昌侧、集烈拒不退还，继续强占，“仍霸踞如初，吞占蛮地数千里，侵夺番民数万户，又在木鸦私造铳炮，屯聚粮草”[2](卷198，P.2B)，积蓄军火，图谋不轨，要与清中央政府较量。康熙皇帝闻讯后，斥责营官的对抗，强调必须归还占据的地方：


边境素有定处，尔纵放营官喋罢(巴)昌侧、集烈，将四川打箭炉土司蛇蜡喳罢居住地方，恃强尽行霸占，渐次侵踞河东、乌尼若、泥凡州三处，潜有窥伺嘉庆(定？)、擦道之意。先经钦差侍郎罗察等往勘，营官犹然踞坐，有侮慢天使之处……边境地方，岂可让与寸地？此等事情，尔俱违悖妄行。敕旨一到，将渐次侵占打箭炉版图内土司地方，俱著退还。[3](卷52.P.11-12)


昌侧、集烈拒绝康熙皇帝要求归还霸占土地的命令，反倒行逆施，于康熙三十九年六月(1700年7月)悍然出兵，越过大渡河，侵占东岸乌泥、若泥、九州及烹坝等地，杀害明正土司等人，切断了川藏交通线，阻止客商来往，扩界侵占，挑衅中央政府。

康熙皇帝得知后，严厉谴责昌侧、集烈，“尔俱违悖妄行，敕旨一到，将渐次侵占打箭炉及版图内土司地方俱著退还，打死内土司蛇蜡喳吧之营官，即行解送。不然，生事之罪，归于尔身，彼时悔之不及矣”[1](P.59)。昌侧等人顽固抗拒，继续侵占，持续扩张。
遵照皇帝的命令，四川提督唐希顺亲率部队，消灭入侵者，打死肇事者，“杀死助逆藏番无数暨营官昌侧、集烈等，直抵打箭炉，安抚被害汉土人民。其喇嘛、番民率众欢呼，跪地归附”[4](卷21，P.2B)，木鸦头目错王端柱率众归顺，其他头人闻讯纷纷效仿，输诚纳贡。粗略统计，约一万二千余户民众前来投诚，接受管理。当然，清军的规复行动得到了民众的欢迎，箪食壶浆，欢迎清军，“半竿斜日到蛮家，妇子欢迎汉使军。更与殷勤供晚饭，青稞面和奶酥茶。”[5](P.1683)民众支持统一，反对割据。






这次行动粉碎了西藏营官的分治图谋，清政府重新控制了康定等地，作用重要，意义深远。康熙皇帝特别书写《御制泸定桥碑记》彰扬这次行动，强调其特殊价值。“自明季蜀被寇乱，番人窃踞西炉，迄至本朝，犹阻声教。顷者，黠番肆虐，戕害我明正土官，侵逼河东，罪不容逭。康熙三十九年冬，遣发师旅，三路出征，四十年春，师入克之，土壤千里悉隶版图，锅庄、木雅万千余户接踵归附，而西炉之道遂通”。为便于交通、施以统治，清政府在大渡河修建泸定桥，内地藏区交往通畅，“凡使命之往来，邮传之络绎，军民商贾之车徒负载，咸得安驱疾驰，不致病于跋涉”，随时维修，妥善管理，确保安全，“永保无壤，以为斯民贻无穷之利”[6](P.5B-6A)，便利了交通，促进了藏汉民众交往及物资流通，当然也扩大了清朝的统治范围。接着，清政府设
立打箭炉关，委派监督，引导物品交易，征收茶、杂各物税银，“康熙四十年，由京派委部院司员并带笔贴式一员，颁给监督关防，赴炉征收税银”[6](P.2)②，施以管理。


修筑泸定桥消除了大渡河的阻碍，便捷了人员行进及物资运输，清军乘势推进，越过折多山，来到营官坝，分兵两路，一路进至河口(今雅江)，一路开到道孚，宣示朝廷恩威，沿途招抚民众。各地头人闻讯后，纷纷前来大营输诚，接受领导。康熙四十一年闰六月(1702年8月)，瞻对(今新龙)土头策冷滚布、喇滚地方喇嘛布木，“各带所属人口投诚，缴明代印信，请授为五品安抚使之职，换给印信，仍令管辖瞻对、喇滚之地”[1](P.62)，瞻对等地头人接受了清政府的统治。据不完全统计，当时折多山以西地区有一万五千余户、约十万民众投诚清朝，愿意接受管理。清政府根据各区域的实际及头人实力，册封七员正副安抚使、委任四十五名土百户。他们禀承命令，代行政府职能，分片管理所在区域。

二、封土司委土目，代行管理
康熙五十六年(1717年)下半年，第巴桑杰嘉错的部属联络蒙古准噶尔部，图谋重掌政权。准噶尔部首领策妄阿喇布坦派遣大策凌敦多卜率兵入藏，奇袭拉萨，杀害拉藏汗，拘禁达赖喇嘛。康熙皇帝闻讯，饬令色楞统兵消灭入侵者，恢复秩序。但这支清军刚行抵西藏地区，就遭准噶尔骑兵的包围，全军被歼。
次年，康熙皇帝再派军队经营西藏，任命十四子固山贝子允题为抚远大将军，兵分两路，从青海、四川进军西藏地区。


康熙五十八年(1719年)，定西将军噶尔弼率兵来到打箭炉，前锋法纳率领八旗兵从河口来到理塘。营官等伪装投诚，骗取信任，欲图谋不轨，事泄被杀。“头人、百姓咸凛军威，各举素相悦服之人，议立堪布并正副营官，开造本营大小堡寨十五处，头人三十名，百姓五千三百二十户，大小喇嘛寺院四十五座，喇嘛三千二百七十余众，倾心投诚，输纳贡赋，承应差使。而附近里塘之瓦述、崇喜、毛了、毛茂了、长垣、曲登五处酋长亦各呈户口，上纳粮马，革面来归”[7](卷上，P.1B)。清政府任命俗营官为宣抚司、僧营官为副宣抚司，颁给印信，照流官例不世袭，输诚纳贡，供给徭役。
巴塘的正、副营官及土头获悉消息后，也来到清军大营，表示效忠朝廷③。清政府接受了他们的投诚，视其态度及实力，分别委以宣抚司、副宣抚司或百户，成为属员，秉承指令，管理民众。“衣皮食肉古无传，记得投诚属鼠年。日入部归日出主，春风从此靖戈铤。”[8](P.19B-20A)④采取册封或任命的方式，清政府将康南地区头人纳入彀中，羁縻管理，实现了对理塘、巴塘、乡城、稻城及得荣等地的控制。
雍正元年(1723年)，提督周瑛在平定果洛等地的骚乱后，南下邓柯、德格，取道甘孜、炉霍、道孚等地，沿途宣示朝廷的德威，招抚各头人，依据其实力强弱及辖地大小，任命土司土目，颁发印信及号纸，授予权力，管理地方，听从指挥，完成康北地区的统治建构。




乾隆初年，清政府采取措施，加强并健全康区的统治。根据实际，划片分类，逐层管理，册封宣慰司和宣抚司各两员、安抚司14员、长官司16员、副土官3名、额外副土官一人，土千户5员及土百户81名，合计120余员，逐级分层，构成较完备的管理体系。
国家御夷之法，至详且备，至于其委用头人，则从略焉。里塘自正副土司暨四家瓦述给与印信号纸之外，他皆由外委放。若土都司、土守备、办事业巴之属，则上台择其才品，给与委牌。土把总、土百户、协敖以下，或本台文武官、或正副营官，随才委放，本无一定之程也。[7](卷上,P.5B)
清代，宣慰司、宣抚司、安抚司、长官司等列入了朝廷官位系列，归兵部管理，有不同品秩，刊发印信及号纸，明确等级⑤，按年班规定，朝觐入贡。“俾知国威之尊，倾心向化”，觐见皇帝，表示诚服。间隔数年，各土司按规定向皇帝敬纳贡物，表示忠诚，体现臣属。“笮马牦牛尽款关，土司随众入年班。千官仗下瞻天阙，御府珍奇拜赐还。”[8](P.23A)⑥当然，各土司也以朝贡为名，与内地展开物资交换，互通有无。土千户、土百户、土把总等属于土目，由地方官任命，颁给号纸无印信，不规定朝贡等义务。
在康区土司土目中，多数是世袭者，父死子或女承袭，世代相传。但也有不世袭，由政府选择任命者。如巴塘、理塘两地的正副两土司，前身是西藏派遣的两名营官(一僧一俗)，在接受清政府的领导后，他们转为正、副土司，“给以职衔，以分职守。内巴塘、里塘正副土官，原无世代头目兼袭，请照流官例，如有事故开缺题补”[1](P.115)⑦。按照流官接替例，两土司出缺时，呈报政府，选择头人，加以任命，授予职衔。


通过册封任命、颁给印信或号纸，清政府让土司土目明确其地位，他们是朝廷的属员，权力是皇帝授予，必须听从。在官府主持的祭祀活动中，土司土目必须参与，顶礼膜拜，感受朝廷的威权，“粮员传谒，持板唱名入，尊官长所以敬朝廷也”。朔望之期，土司土目要跟随地方官员瞻仰圣座，虔诚祭祀，拜跪致敬，表示忠诚[9](P.5)。“岁朝，(理塘)两土司随文武官朝贺万岁宝座，然后赴文武官衙署贺；头人以次进叩，皆递哈达”[7](卷下,P.3)等等。
清政府能册封土司任命土目，授予地方的治权；对那些不听从命令、“捣蛋”者，清政府也能加以惩处，收回权力，甚至废除土司、取缔土目，实行改土归流。

三、川藏划界，明确归属
康熙三十二年二月(1693年3月)，桑结嘉错用达赖喇嘛名义，为西藏商人从打箭炉进入内地经商诸事奏请朝廷。表面上看，该项要求为西藏与内地贸易给予了方便，实则另有企图，意图派驻人员控制打箭炉的商贸活动。康熙皇帝洞察阴谋，予以驳斥，“尔喇嘛与我朝往来通使，整有年所，何嫌何疑？尔喇嘛如设立驻防，我内地必量增戌守，中外俱劳……尔喇嘛但须严禁属下，不使妄行，有何衅之可开？戌兵之设，似无用也”！[2](卷158，P.12)明确拒绝。
不过，该项要求引起清政府的警觉，饬令四川大吏派员查勘打箭炉的范围，摸清情况，便于尔后行动。
康熙三十八年闰七月(1699年9月)，提督岳升龙汇报“臣查打箭炉各处地方向系藏人霸占，抚臣从前查勘，受贿通同，不问侵占地方，止议贸易”[2](卷198，P.6B)，提出对这些行径必须正视，考虑收回地方，直接控制。次年七月，营官昌侧、集烈挑起事端，调集土兵，发动进攻，杀害明正土司等，侵占大渡河东岸地区。清政府采取行动，驱赶入侵者。前有说明，此略。
康熙五十三年七月(1714年8月)，拉藏汗奏请朝廷，再次请求将打箭炉等地交西藏地方管理。康熙皇帝予以驳斥，“朕思打箭炉原系本朝地方，我朝之人实处其地，于拉藏大有裨益。我朝之人，若行撤回，则茶市亦停，大无益于伊等。如必要此地，著伊亲来与我诸王大臣等会议。如此议行，则伊断不来矣”，回绝其请求[1](P.64-65)，坚持打箭炉等地仍属清政府统治。
雍正二年五月(1724年7月)，川陕总督年羹尧奏请皇帝，提出“四川之松潘、打箭炉、里塘、巴塘与云南之中甸等处，沿边数千里，自古及今，皆为西番住牧……原非西海蒙古所属，实足为我藩篱。自明季以来，失于抚驭，或为喇嘛佃户，或纳西海添巴，役属有年，恬不为恃。卫所镇营，不能过问……松潘口外之包坐，与里塘、巴塘、乍丫、叉木多(察木多，今昌都)，久已服从。近据巴塘文武各员呈报，凡罗卜藏丹尽所管之番部悉来投顺，而中甸等处亦归云南。臣愚以为，各番既经归附，即为编氓，择其土地之宽广者，添设卫所，以资抚驭，以征赋税。再于番部之中，有为番民信服之头目，请给以土千户及土巡检职衔，分管番众，仍听附近道厅及添设卫所管辖”。提出查勘川滇界址，划清范围，将巴塘等地置为内地，册封土司管理，“自洛笼宗以东，除叉木多、乍丫各有呼图克兔管辖外，其余番目俱给与印信号纸，使为内地土司，备我藩篱，不徒开辟疆土，且消蒙古、藏番蠢动之心”。为此，他请求建立地方政权，派员管理，行使治权；设立安西镇，派兵驻防，加强力量；册封土司土目；限制达赖喇嘛对途经打箭炉出关商贩征收“鞍子钱”等等[10](P.285,290)。该意见得到雍正皇帝的赞同，饬令实施，收回权力。
次年十二月(雍正三年十一月，1725年12月)，川陕总督岳钟琪奏请朝廷，在年羹尧要求的基础上，他再次提出划分川、滇、藏边界，明确管辖范围及管理方式：
打箭炉界外之里塘、巴塘、乍丫、叉木多，云南之中甸，叉木多之外罗隆宗、察哇、坐尔刚、桑噶、吹宗、衮卓等部落，虽非达赖喇嘛所管地方，但罗隆宗离打箭炉甚远，若归并内地，难以遥制。应将原系内地土司所属之中甸、里塘、巴塘，再沿近之得尔格特、瓦舒霍耳地方，俱归内地，择其头目，给与土司官衔，令其管辖；其罗隆宗等部落，请赏给达赖喇嘛管理，特遣大臣前往西藏，将赏给各部落之处，晓谕达赖喇嘛知悉。[11](2册，P.364)
该项要求得到雍正皇帝的认可，他指示“划定内地疆界、给与达赖喇嘛地方晓谕番人之事，著遣副都统宗室鄂齐、学士班第、扎萨克大喇嘛格勒克绰尔济前往，会同提督周瑛，详细办理”[11](2册，P.364)⑧，派遣官员划分边界，清晰界址，便利管理。
需要说明的是，岳钟琪这份请求划分川、滇、藏三地界线的奏折，再次明确川、滇两省藏区属于内地范围，不属于西藏，但同为清朝的疆域。⑨鉴于当地的社会状况、人员结构及管理方式，岳钟琪建议袭用土司制度为宜。至于叉木多等地，名义上属于西藏地区，实则交给达赖喇嘛，即西藏地方政府管理的只是罗(洛)隆以西的地区，罗隆以东的察木多、察雅、类乌齐、左贡及八宿等地不是他直接管理的区域，由昌都寺呼图克呼等管辖。
同月(雍正三年十一月，1725年12月)，雍正皇帝谕令达赖喇嘛，说明“里塘、巴塘、中甸，原系内属地域，仍归原属……昌都和乍丫二地，世世归帕巴拉、罗藏南结活佛管辖，皇考恩准二地区仍旧帕、罗管辖。昌都对面之洛隆宗、嚓哇、坐尔刚、桑噶、吹宗、衮卓等部落，欲赏赉尔喇嘛，以援例征税”。雍正皇帝说明巴塘、里塘本系内地，“仍归原属”，由内地管理，昌都等地由帕巴拉等管辖，达赖喇嘛不能再收经两地入川贸易西藏商队的“鞍子钱”，但考虑到西藏地方的收入不多，经济较困难，中央政府愿意给些“赏”银购买茶叶运入西藏，藉茶叶流动增加收入，“裨益于释教寺庙”[11](P.365-366)。于是“西藏达赖喇嘛蒙恩于打箭炉茶税下赏银五千银，脚价□□□□年差孜仲喇嘛到炉请领，买茶运藏”[6](P.35B)。
根据雍正皇帝的指示，雍正四年(1726年)清朝官员与西藏地方政府人员会勘地址，确定金沙江西岸的宁静山为川、滇、藏三地的边界线：宁静山以东地方属四川，以南地方属云南，以西地方属西藏昌都，竖立界碑，划定界线。“天分中外地相参，‘宁静山’高接蔚蓝。扫尽阵云堆‘鄂博’，又将余壤拨‘滇南’。”[8](P.20A)

巴塘、理塘及德格、白玉等地位于宁静山东部，属于四川范围，由总督(巡抚)衙门派官员管理，在川藏交通线的沿路地段，包括宁静山东麓建立塘汛，兵丁巡逻，看护防御。重要的是，清政府划分川、滇及藏界址、通畅川藏交通后，巴塘、理塘等地与内地的接触增多与扩大，“百余年来，桴鼓无惊，休养生息，涵濡圣泽，渐染华风，已与内地编氓无异矣”[8](P.1B)。划归内地管理后，巴塘、理塘等地已“与内地编氓无异”，民众交往促进了交融。

六、改土归流，筹建行省
尽管清政府将甘孜藏区归入内地，由成都将军、四川总督管辖，建昌道、建昌镇具体统治，形成了较完整的管理层次，但问题并未完全解决。甘孜地区是藏族聚居区，接壤西藏，西藏个别上层力谋控制、形成所谓“大藏区”的企图从未放弃。同治年间，瞻对(今新龙县)爆发民众反抗斗争，西藏地方政府应清中央政府的要求，出兵平息后伺机侵占，派遣官员、驻扎土兵，直接控制，剥削骚扰，制造麻烦，“以民为鱼肉，且时复出巢侵占土司，招纳亡命，废我德尔格忒土司，占向各土司要守寨帮款，侵占里塘、三坝及革什咱地土百姓”[13](P.1B)，拓界扩张，持续侵占，产生出瞻对的归属问题。
19世纪末，英国发动第三次侵略缅甸战争，俘虏国王锡袍，吞并缅甸，派兵进入北部江心坡等地，威胁云南、四川及西藏，边疆不稳。联系瞻对的归属争执，有可能产生更大危害。“一经英人清界，则瞻必属英，距川边打箭炉甚近，且将德尔格忒土司隔于外，势必全为所占，是自弃千数百里之地，逼近川疆，为患实非浅鲜”[14](上册，P.15)。清政府再次加强对四川民族地区，主要是甘孜藏区的统治，采取积极措施，要变间接的土司统治为直接的流官管理，收回瞻对的治权，消除割据危险，保全四川疆域的完整。
光绪二十二年(1896年)，清政府采取行动，驱赶统治瞻对的西藏地方官员，“瞻民箪食壶浆，以相迎矣”[13](P.3A)，筹建定瞻厅，直接管理，以消除“一区两治”现象。
期间，霍尔章谷土司逝世无嗣。为继承之事，内部争斗，霍尔朱窝土司联络驻瞻对藏官，图谋侵占章谷土司的地界，“人民不服，纠纷重起”，社会混乱。当时，清政府已从噶厦手中收回瞻对的管理权，控制霍尔章谷等地，拟改土归流，设立郡县，直接统治。驻藏大臣文海考虑，设县的力度过大，不妨借鉴屯制，先建土屯，权作过渡，视形势发展而进退。“至于朱窝、章谷、瞻对三处，均不必改土归流，请照懋功五屯章程，设立屯员。屯员为差，可留可撤，与州县迥乎不同”[14](上册，P.28)。时因瞻对的归属发生反复，霍尔章谷等地设屯之举暂时搁置。
光绪三十年八月(1904年9月)，锡良洞察英殖民者图谋甘孜及西藏地区，清廷必须加强统治，及早防范。治藏先治康，鉴于章谷位置重要，“章谷实为霍耳适中要隘，上至德格，下至革什咱，为进藏北路。其全境近接三瞻所属仁达地方，距道坞不远，尤川藏出入之要津，而为瞻对通炉之咽喉”，设立土屯，有效统治，“拟仿照懋功分设五屯成案，在章谷特设屯员，派委候补州县接管，更名炉霍屯务，兼管朱窝、麻书、孔撒、白利及东谷等土司，仍隶打箭炉厅统辖，使人心有所系属，声息可以灵通，强邻不敢觊觎，似于边圉不无裨益”[15](P.21B)，采即行动，建立炉霍屯，将松散的羁縻控制变成直接统治，流官管理，“征收番民赋税，督劝耕垦地亩及管理汉番词讼”[15](P.8B)。重要的是，垦防结合，军民转化，增强力量，清政府控制了原霍尔五土司地界，且与章谷屯联成一片，相互照应，彼此支持，进一步有效对康东北地区的统治。
20世纪初，为预防列强侵噬、阻止割据或分裂，清政府开展了“新政”，甘孜藏区是实施重点，“改土归流……驻扎巴塘练兵，以为西藏声援，整理地方为后盾”[16](P.44-45)，特别设置川滇边务大臣，任命赵尔丰担任，开展改土归流等。
赵尔丰禀承朝廷旨意，顺应民众要求，“现在百姓皆愿设置汉官，再不愿土司管辖，诚恳至切”[14](上册，P.92)，采取强力措施，改土归流，取缔土司及寺庙的特权，从光绪三十四年到宣统三年(1908-1911年)，赵尔丰先后废除巴塘、里塘、德格等地的土司统治，接受俄洛、色达等部落的投诚，依据土地足以养其民，民众足以养其官，征收粮税能支付各属员司廉俸办公之用的原则，划片设治，设置道、府、厅、县等各级衙门，直接管理，康南地区设康安道，下有巴安(塘)、康定两府：巴安府直辖巴塘县，管辖三坝厅、定乡(乡城)、得荣两县；康定府直辖康定，控制理化(塘)厅、河口(雅江)及稻城两县。康北地区设边北道，下有登科(邓柯)府、德化(格)州、白玉州、石渠、甘孜、炉霍及怀柔(新龙)诸县，甘孜藏区因此建立道、州或县行政机构，构建行省的框架，拟建立西康省，完成内地化。
赵尔丰还废除土司统治下马琫、协敖、更占、百色等大小头目的管理体制，改造底层社会；县属分五路，每路置保正，常驻县衙门，协助官府处理事务；鼓励村民自治，每自然村设小村长；合数自然村为大村，置大村长。保正、大村长公举产生，三年一任，连选连任，给予薪酬，联系官府，服务民众。对土司土目，视其态度，宽严相待：接受改流者，比照原等级，授予都司、守备或千总职衔，留给土地、牲畜及银两，保障生活，“养”起来；反之，没收财产，治以重罪。
在改土归流时，除留出归顺土司或寺庙的土地外，其余耕地“国”有，仍由原农户耕种，只是改变名分，从“领种”土司地变为佃种“国家”土地，依照耕地量及肥瘠等级，向政府交“粮”；农户家庭的牲畜，以牛为计量单位，羊按比例折算，交纳税金。此外，调整债务、取缔高利贷，等等。
经过数年的努力，宣统三年(1911年)下半年清政府初步完成对甘孜藏区大多地方的社会改造，建立各级政权，控制基层社会，实现直接管理。于是，傅嵩秌奏请朝廷，建立西康省，改边务大臣为巡抚，纳入行省体制，“兹将边地改设行省，编练重兵建威，即可销萌，守康境，卫四川，援西藏”[16](P.505)，实现制度统一，管理有序。

七、关于清政府对甘孜藏区设治状况及演变特点的认识
甘孜地区(康区)是藏族聚居地区，连界西藏，与其关系密切，但在施政管理中，清政府是区别对待的：甘孜地区属于内地，不同于西藏，前者建衙门，官员及土司统治；后者羁縻统治，“巴塘所属各处，与云南之中甸结党(壤？)，彼此交错，当俟议定之后，四川、云南两省各委文武大员查勘界址，分定管辖……其洛笼宗、叉木多等处相距甚远，不便设立营汛，止令其每年贡马贡粮，以为羁縻之法而已”[10](P.290)

。乾隆末年，清政府颁布《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》，约束行为，确定义务，派遣大臣进驻，施以监控。
为什么清政府将甘孜藏区视作内地，与西藏区别相待？其依据是历史沿革。甘孜藏区长期归内地管理，明末和硕特蒙古从青海南下，控制部分区域，转“赠”达赖喇嘛。“自古及今，皆为西番住牧，其中有黑番、有黄番、有生番，有熟番，种类虽殊，世为土著，并无迁徙，原非西海蒙古所属，足为我藩篱。自明季以来，失于抚驭，或为喇嘛佃户，或纳西海添巴，役属有年，恬不为怪”。清政府处置青(西)海蒙古、稳定西藏局势，重新控制巴塘等地后，势必采取措施，直接管理。“各番既经归附，既为编氓，择其土地之宽广者，添设卫所，以资抚驭，以征赋税。再于番部之中有为番民信服之头目，请给以土千、百户及土巡检职衔，分管番众，仍听附近道厅及添设卫所管辖”，利于巩固边圉，教化民众，“而数十年之后，沐浴圣化，必使犬羊之性驯化为良善之民矣”[10](P.285)。故雍正皇帝告诉达赖喇嘛“里塘、巴塘、中甸，原系内属地域，仍归原属”[11](2册,P.365)，是从统治沿革中得出的结论。
清政府将甘孜藏区作为内属，如何施以管理？措施是设官府、驻军队。雍正七年，划分川藏滇边界后，清政府设立雅安府打箭炉分厅，任命同知；分段派驻军队，副将统领等，措施明确，甘孜藏区属于内地，由四川总督(巡抚)衙门管理；稍后，清政府设立打箭炉、理塘、巴塘等处粮台，粮务委员由州县官员担任，以川藏南路为重点，设立塘汛，驻扎官兵，除维护治安、保障安全外，监控及管理土司土目。
甘孜藏区是高原地区，海拔高、气候寒冷、农产量较低、地广人稀。要有效管理，还得采取其他措施。雍乾年间，清政府在滇黔地区厉行改土归流，甘孜藏区则沿袭土司制，封土司委土目，代清政府管理地方，降低以至减少行政的成本。这种以官府为主的管理体制，简称“流”(官)重“土”(司)轻。清政府之所以在甘孜藏区袭用土司制还有经济用意，则将土司认缴杂粮等折成银两，移用官俸或军费，转移支付。“口外新抚宣慰、宣抚、安抚、长官及千百户，每年认纳杂粮等项银三千七百四十六两八钱二分一厘，除支里塘正副土司养廉银四百四十八两五钱，炉同知衙门通译工食银一百二十两外，余银三千一百七十八两三钱二分一厘，尽数拨支泰宁兵饷”[6](P.34A)

，就地支付，减少运输，维系统治的力量。
对清政府置甘孜藏区于内地的作法，地方官员表示认可，赞扬“我国家抚有四海，西域一带，万有余里，输诚纳贡，尽入版图。里塘虽番部，然最近内地，仁渐义摩，较之他处为易入，于以见圣朝道一风同之治。稽之往古，莫有及者，于戏盛矣”[7](卷上，P.2A)。由于采取“道一风同之治”，将产生交往交融的效果，如“今巴塘服贾服畴，居然内地矣”[17](卷3，P.87-88)。甘孜其他地区也基本类似，恕不再引证。
甘孜地区是藏族聚居地，民众崇信藏传佛教，喇嘛教各派均有分布，寺庙多、力量强、作用大。清政府采取“流”主“土”从方式之时，也正视并考虑了宗教的力量，以教辅政，宗教服从服务政权，“政主教从”。于是，清政府除封土司委土目外，对主要寺庙也采取扶植政策，对活佛采取鼓励措施，利用其势力或影响，协助统治，安定人心，维护治安。
易曰圣人以神道设教，非德化之不及也。地有中外，人有醇顽。彼西域之人，目未赌圣贤之书，耳未闻道德之言，所习者佛耳。故以佛之慈悲，即去其残暴之气；以佛之庄严，即生其畏敬之心，我皇上知其然也，故以佛治之。然佛不可见，而以有道之高僧主之，广其居，厚其禄，名之大喇嘛。彼以为大喇嘛即佛也，见大喇嘛如见佛，以故埋首伏地，惟大喇嘛之命是听，而一切贪嗔残暴，俱不生焉，此治于大喇嘛即治于佛也。夫大喇嘛为我皇上之所简放，以治斯民，则大喇嘛固倾心输诚于我皇上也。彼见大喇嘛而倾心输诚于皇上，即佛之倾心输诚于皇上也。彼民焉而遂禀王之章、服王之教，群听命于我皇上也。此无声之教、无形之化，治夷之善，我皇上所以超轶古今也。[7](卷上，P.10B)
如甘孜县东科寺门前张贴的嘉庆六年十月(1801年11月)，阜和协副将安民告示，反映出清政府借用喇嘛教，敦促宗教上层与土司合作，守法行事，维护稳定的用意。“谕东科尔众喇嘛、百姓：遵我大老爷往甘孜查办一切事宜，到东科地方察看。该处喇嘛敬颂皇经，手下百姓俱各安堵，尽心当差，我大老爷□□形色实在都好，很喜欢。现胡图图是大皇帝亲自由北京派来，驻守东科奉念皇经、管理喇嘛、百姓非□的。胡图图经□以来，管束喇嘛、百姓，实在安静，很好。今我大老爷出的告示，你们喇嘛、百姓要遵奉。从今以后，喇嘛们还要务必跟随胡图图更加念诵经典，□习遵听胡图图约束，照旧行事。喇嘛们要□生事至底。百姓尽□与胡图图照旧好好当差，不许听信坏人话多事，都要遵我佛教与王法，安静住牧。总要百姓、喇嘛大众和气，你们都要安逸过好日子了”[18]。在“政主教从”的原则下，采取以教辅政的措施，安定社会，维护秩序。
其实，甘孜藏区属于内地、归四川总督(巡抚)衙门管辖，也得到了西藏地方政府的承认，并恪守宁静山是川滇藏三地界址的规定。如咸同年间，天主教传教士屡屡欲进入西藏开展活动，西藏地方政府多次调集土兵阻止，但驱赶行动到江卡(今西藏芒康县)便停止，天主教虽不能进入西藏，但能在巴塘等地长期存在。

光绪末年，噶厦派遣土兵阻止赵尔丰任驻藏大臣，这些土兵也只到江卡，未向东前进。种种史事证明清代川藏地区分属不同的管辖体制。还有，西藏地方贵族也予以认可，公开张扬。光绪八年(1883年)贵族仲科尔与锡金王室联姻，缔婚书注明新娘家族的渊源，“母系亦是古老仲科尔世家，乃康区巴塘由大皇帝委任的土司。七世达赖喇嘛(1708-1757年)时期，多康地方为大清朝廷直接管辖。铁猪年(1791年)廓尔喀和西藏交战时期，土司成烈贡波随和琳中堂大人服务军营，功勋卓著，大皇帝授予司其巴图鲁名号，赐二品顶戴花翎，准予世代袭爵。八世达赖喇嘛时，鉴于彼乃是巴塘、理塘的西藏古老仲科尔世家，准其为政府效力，划入西藏上层僧俗官员之列，以示奖赏”[19](P.39-40)

。文中“多康地方为大清朝廷直接管辖，大皇帝赐二品顶戴花翎”等用语说明了巴塘的隶属关系，并加以刻意表现。
不过，清政府封土司委土头及允许寺庙约束地方的作法，只是力量尚未强大下的利用之策、权宜之计。待力量增强后，清政府将根据土司的表现，或削权或废止，变间接控制到直接管理，彻底内地化。光绪后期，清政府利用霍尔章谷土司无嗣，外部势力争夺激烈，社会混乱，废土司设炉霍屯。光宣之际，赵尔丰开展改土归流行动，废除土司取缔土目，终结了土司制度，建立政权，流官管理。等等这些，反映清政府在力量增强后，必然改变统治的方式，实行制度同一，彻底完成内地化。
本文之所以研究清朝对甘孜藏区的设治状况及演变特点，旨在说明在中国有藏族聚居的大片地区，但无同一政治统治的所谓“大藏区”，历代中央政府根据各藏区的区域位置和社会实际，因俗而治，分区管理，既是历史惯例，也是既定方略，清政府对甘孜藏区的施政就是证明了这些。
注释：
①关于康熙三十二年二月(1693.10)达赖喇嘛奏请康熙皇帝，请求在打箭炉开展贸易之事，参见张其勤原稿、吴丰培增辑：《清代藏事辑要》相关部分。
②乾隆四十五年(1780)，清政府撤销打箭炉关监督，关税改由打箭炉厅同知征

《从中国到农凯》主要记载1922年7至12月金敦·沃德从云南丽江到缅甸农凯的采集活动。金敦·沃德在该书前言(Preface,pp.5-6.)中说，1922年2月，其从缅甸入云南，经腾越到丽江、永宁、木里，7月回到丽江。1921年其到过木里并与老木里王有过交往，觉得有必要再去，故当年又去了一次。此次考察得到了皇家学会及佩斯·斯拉登纪念基金的资助。金敦·沃德在书中特别感谢法国神父古纯仁、伍许中、安德肋、任安收等几位朋友的帮助。显然他在滇西茨中、贡山一带活动时，与诸人有过交往。
《植物采集传奇》一书记1911、1913—1914、1919、1921—1922的数次采集活动。金敦·沃德在前言(Preface,p.vii)中说，1922年的考察得到了皇家地理学会及佩斯·斯拉登纪念基金、英国皇家植物园、大不列颠自然历史博物馆的赞助。《在缅甸的最东边》一书记载其1914年在缅甸东部及中国怒江流域的傈僳人地区考察*的经历，并附有地图。《植物采集者的天堂》一书记载了其与考尔班克二人于1930—1931年跨越Jite进入西藏的经历，并附有地图。
金敦·沃德的著作颇为民国时期国内学者所看重。例如，其The Mystery Rivers of Tibet一书于1923年在伦敦出版，1931年杨庆鹏翻译该书并以《西康之神秘水道记》为题，作为南京蒙藏委员会“边政丛书”第1种于1933年7月出版，篇幅达300页，此译本不足之处在于全书地名译音多不一致，杂以错字；此外，前言、地图等亦欠详明，不便读者使用。*再如，1938年4至10月金敦·沃德经阿萨姆到中国西藏东南部及康区考察，所著考察报告随即于1940年由国内学者翻译发表。*
三、金敦·沃德的成就与影响
约翰·怀特赫德(John Whitehead)在《喜马拉雅的魔力：金敦·沃德著述选辑》(Himalayan Enchantment)一书中评论认为，金敦·沃德集植物学家、探险家、作家于一身。他在康藏地区及其周围探险考察近50年，其兴趣、游历考察和研究领域及相关成果涉猎广泛：地理、气候、人种学、动物群落、经济、生物种群(包括人类与其环境之间)的科学关系。东喜马拉雅地区位于阿萨姆、康藏、缅甸与中国(内地)交汇的群山地区，这片地球上最遥远且常人难以涉足之地，长久、反复地吸引了金敦·沃德的足迹。在这片人迹稀少的雪域高原上，有着几乎无人考察过的亚洲大河的丰富资源、春夏时节鲜花烂漫的高山牧场，以及世界上最具研究魅力的原住民。此地很多地方尚属地图上的空白地带，自然环境和生存条件的严酷、疾病、高寒缺氧、蚊虫、食物匮乏、孤独，这一切都没能阻挡住金敦·沃德的步伐。在后期有同伴之前，金敦·沃德(一个西方人)孓然一身，与其当地随从一道，义无反顾地留连于此。雪山高原用它们壮美的花朵召唤他一次次回到这里展开实地研究，并取得了巨大成就。*
中国学者徐尔灏评价说，金敦·沃德对康藏滇边区地理贡献甚多；1926及1928年其两次探查结果，发现新植物约百种；金敦·沃德在滇缅康边区探查多次，对本区地理甚多独到见解。*任乃强先生在研究康区地图时，曾参考了金敦·沃德与其助手考尔班克绘制的“藏布江以东的喜马拉雅”(The Himalaya East of the Tsangpo)、“考尔班克路线第一图和第二图”“探测怒江流域路图”，并评价说此三图分别“对阿达康拉山口(即阿泰康山口)附近测绘颇详”“萨地亚、察隅、科麦、波密图之重要参考图”“西康西部之实测地图，当以此为佳” *。中国科学院专家对金敦·沃德于1916年首次提出的关于“中国-喜马拉雅”植物区系的概念，1935年撰文将西藏划分为羌塘、外部高原和上、下峡谷等四个植物地理区，以及他在西藏各地先后采集大量植物标本、苗木和种子等业绩，给予了充分肯定。*
1911年，金敦·沃德将藿香叶绿绒蒿介绍到英国，这是第一次将真正的蓝颜色的罂粟介绍到欧洲。*但不像其他一些植物采集者，金敦·沃德不但关心珍稀花卉，还对地理和人文抱有浓厚兴趣，他的旅行记是十分珍贵的涉及多学科的亲历史料。每到一地，他都会详细记录下旅行线路、海拔高度和植被特征；他对三条大江的水量做了大致判断，认为金沙江最大，怒江次之，澜沧江最小，其比例大约为5：3：2……滇西北地区那些神秘的河流更激起了金敦·沃德的强烈好奇，他作了如下描述：“有证据表明，喜马拉雅山系从前远远向东伸入中国内地，也许因为地壳运动，也许因为河流在其源头的切割，山系发生了断裂。不管怎样，在东经95度-100度，北纬27度-30度的狭窄地带，几条西藏大河都改变了流向并且彼此相距很近，它们挤在所获得的狭窄空间里，从群山之间滚滚流过，这就意味着那列东西向的分水岭中出现了一个缺口。”“在某个地点，三条河流相互间的距离当在80.5公里以内，中间的湄公河(澜沧江)与长江(金沙江)相距45公里，而与萨尔温江(怒江)相距32公里，这是世界地理上的奇观之一。”* 金敦·沃德并非第一个发现“三江并流”的人，*但在其著述中称之为“地理奇观”，在世界地理学界引起了极大关注，此后，大量中外人士对此进行了长期的考察研究。1922年5—9月，华盛顿自然博物馆就专门委派英国地质学家G.W.格雷高利(G.W.Grergory)及其子C.J.格雷高利(C.J.Gregory)组织考察队考察滇西北“三江并流”区，直至梅里雪山。格氏父子著有《迈向汉藏边的阿尔卑斯山区：藏边雪域探险之旅往返记》，据作者自述，由于“中国的地名拼读特别复杂”，该书地名拼写方法就采用了金敦·沃德的体系。*